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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還能為留守兒童做些什麼?

發布時間:2016-11-10 來源:澎湃新聞網(上海)
   
    中國玩具嬰童網提示:2016年11月9日,全國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部際聯席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在民政部召開。這次會議不僅通報了農村留守兒童排查工作的基本情況,而且專門部署了“合力監護、相伴成長”關愛保護專項行動。會議标志着對于農村留守兒童,特别是其中的困境兒童的關愛工作,已經從調研摸底的準備階段正式進入了攻堅克難的行動階段,可以說是我國留守兒童關愛工作的一個裡程碑式的事件。筆者有幸受邀參加了本次會議,收獲良多,結合自己對于留守兒童問題的理解,做一些粗淺的解讀。

    會議本身顯示國家最高層面高度重視留守兒童問題

    正如黃樹賢部長在會上所講,農村留守兒童現象是伴随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而産生的,有着非常深刻的時代背景,涉及方方面面。要解決留守兒童問題,也不是一個部門可以辦到的。從本次會議的參加者來看,除民政部黃樹賢部長親自主持會議外,中央政法委、中央農辦、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教育部、公安部、司法部、财政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住房城鄉建設部、農業部、衛生計生委、稅務總局、統計局、法制辦、全國總工會、全國婦聯、共青團中央、婦兒工委、國家發改委等部門高層代表悉數出席,可以說涉及到與留守兒童問題相關的幾乎所有國家層面的部門。而多部門就“合力監護、相伴成長”關愛保護專項行動專門發文,更是顯示了超強的政策力度。浙江、安徽、江西、重慶、陝西等省(市)也由專門分管副省長(市長)介紹所在地區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經驗和做法,顯示了高度重視。黃部長也強調做好留守兒童關愛工作是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的重要決策部署。可以說,本次會議的召開,進一步顯示了國家最高層面對于留守兒童問題的高度重視。
    留守兒童問題由來已久,許多社會組織和機構,學校,政府機關等都已經做了大量的相關工作。但以前的工作基本上是分散的,還沒有形成國家層面的全面,系統的工作體系。而“合力監護、相伴成長”關愛保護專項行動将徹底扭轉這一局面,形成責任明确,不留死角的覆蓋全國的關愛網絡。

    針對困境兒童的高強度國家幹預正當其時

    2012年11月16日,貴州畢節七星關區5名留守兒童在垃圾桶内生火取暖導緻一氧化碳中毒死亡;2014年4月,貴州畢節警方通報某小學老師涉嫌強奸至少12名女學生,多為留守兒童;2015年6月9日,貴州畢節市七星關區田坎鄉4名留守兒童在家中集體服用農藥身亡。類似的極端事件,不斷拷問我們的良心和責任。本次專項行動,主要針對監護狀況差或無人監護留守兒童,辍學留守兒童,無戶籍留守兒童等困境兒童。這個群體雖然占留守兒童總數比例不是特别大,但是他們是最易受到傷害的群體。因此,國家采取強有力的保護措施非常必要且及時,體現了政策兜底,不漏一人的思路。
專項行動強調的落實監護責任,強制報告責任等,如果能夠不折不扣地加以實行,必然能在全國大幅度減少乃至消除類似的惡性事件。政府在家庭監護缺失的情況下強制介入,保護兒童的利益,也符合世界各國的普遍做法。

    教師與學生的結對幫扶制度關鍵在落實

    教育部副部長李曉紅在講話中代表教育部提出要健全結對幫扶制度,确保所有留守兒童都有結對幫扶教師。教師是留守兒童最重要的榜樣角色之一。留守兒童可以通過觀察和模仿教師的一言一行來形成内化的價值觀和行為規範。同時,與教師建立親密友好的關系,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彌補父母給予兒童的情感支持。筆者在地方調研過程中也了解到,部分學校已經建立了教師與學生一對一結對子的幫扶機制,教師定期家訪、與留守兒童談心,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當然,如果幫扶制度要全面推開,勢必面臨如何選擇足夠的優秀老師參與幫扶活動的問題。有的留守兒童較多的學校,一個老師可能需要面對十幾位,甚至幾十位留守兒童。這樣的話,老師工作量勢必會很大。國外的研究也表明,幫扶制度是否能成功,關鍵在于幫扶對象之間互動的質量。希望教育部能有進一步措施,培訓、激勵、支持老師對于留守兒童進行有效的幫扶。當然,幫扶的參與者可以不僅僅限于老師,社會愛心人士、政府機關工作人員,甚至高年級同學,都可以充當留守兒童的幫扶“導師”。

    寄宿制學校有望成為解決留守兒童問題的重要輔助手段

    李曉紅副部長在講話中還提出,要切實加強鄉鎮寄宿制學校标準化建設,完善生活設施,優先保障留守兒童寄宿需求。這表明寄宿制學校已經被列為解決留守兒童問題的一個重要輔助手段。筆者在進行調研的過程中,也發現好的寄宿制學校非常受家長歡迎。然而,要充分發揮寄宿制學校在解決留守兒童問題中的作用,還需要考慮三個方面的問題。首先,如何調動農村公辦學校對于寄宿制的熱情。寄宿制學校及老師在監護和教育留守兒童時需要承擔更大的責任,一旦發生事故,學校及相關負責人将面臨問責。但他們所承擔的重大責任并沒有獲得對等的回報。因此,如何從政策層面制定相應的激勵機制,激發學校的動力,是一個需要考慮的問題。其次,寄宿制學校對于學生的影響,尤其是低齡留守兒童的影響需進一步研究。最後,如何解決寄宿學校可能會誘發的逆向選擇。部分父母可能會因為寄宿制學校所提供的有效監管,而選擇外出務工,反而讓孩子成為留守兒童。

    增強家庭責任感任重而道遠

    本次會議也特别強調家長的監護責任。父母雙方外出務工或一方外出而另一方無監護能力而導緻留守兒童處于無監護狀态的,公安機關将責令其立即返回或确定受委托監護人。對于特别惡劣的遺棄行為,公安機關将依法打擊。本次會議的部署,有望有效實現政策兜底。然而,即使是對于有監護或監護狀況較好的流動兒童,其家長也需要認識到父母缺位可能對兒童長期的不利影響。
    家庭的作用不可能完全由社會或學校替代。對于一些家長而言,将監管孩子的責任全部推到學校和社會本質上是家庭責任感的淡漠。因此,留守兒童家長的家庭價值觀重建及教育理念的更新至關重要。父母外出務工可以增加家庭收入,但金錢不能替代教育和親情,更無法彌補教育和親情缺失造成的長遠影響。對于留守兒童而言,父母的角色也無法由祖父母或者老師來替代。國際上的研究表明,父母的教養角色在兒童關鍵期的缺位将對兒童的認知和非認知能力産生深遠且不可逆的影響。

    期待流入地政府進一步行動起來

    留守兒童問題是我國轉型期城鎮化過程中的特有現象,根本原因在于現有的以戶籍制度為基礎的老體制和急劇變化的經濟社會現實之間的不協調。從長遠來看,我們不僅僅要關愛已有的留守兒童,更要采取措施減少(潛在的)留守兒童數量。本次排查發現對應義務教育階段特别是小學階段的6到13歲農村留守兒童占比高達62%,這無疑與流入地對于随遷子女就學的吸納不夠有相當的關系。安徽省副省長在發言中提到保障随遷子女入學的問題,這意味着政府已經認識到留守兒童與流動兒童之間的轉化關系。然而,像安徽這樣的流動人口淨流出的地區在這方面可以做的其實不多。因此,解決随遷子女的就學問題,不僅能從源頭上解決留守兒童問題,也是我國進一步城鎮化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留守兒童的父母們大部分都是流入地城市的建設者,流入地政府也應該采取更加積極的行動,參與到農村留守兒童的關愛事業中來。